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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望到反抗:日本不稳定劳动者的社会运动

2019-10-24

2019年7月18日,日本京都动漫工作室遭遇纵火袭击,34名遇难者中有27名是20-30岁的年轻画师。根据日本动画师演出协会2019年发布的《动漫人实况调查》,全行业中的正式合同工仅占比14.7%,非正式工基本由20-30岁的年轻人担任,他们在拥挤的公司从事长时间绘画工作,对临时合同没有话语权,薪资为行业平均的四分之一。画师们不会想到,站在情感劳动(该术语代表不稳定劳动中的一个具体分类,此处光荣与梦想即阐述了画师在不稳定条件下工作的动机)尽头的不是光荣与梦想,只有烈火。纵火犯青叶真司出身于一个不稳定无产家庭,临时工作让他长期陷入贫困,隔绝于世,最终报复社会。京都动漫工作室的悲剧,也可看做是日本青年不稳定劳动者境况的缩影。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破裂让日本从虚假繁荣的“一亿总中流”社会进入了格差社会。原本高速增长的日本模式开始高速倒退,社会机理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冲击。其中,后福特金融资本系统的逐利升级与随之而来的经济脆弱逐渐将大部分家庭(尤其是曾经的中产家庭)拉入潜在的不稳定状况,异常的劳动状态也日益浮现——1990年,日本非正规劳动者占劳动力总数的比率约为18%,这个数值一路增长,在2018年达到38%。非正规劳动者缺乏保障,从事临时或不规律的劳动,在职场上面临不平等待遇,薪资极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崇尚终身雇佣和企业家族式忠诚的主流社会所排斥。
21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提倡者斯坦丁(Guy Standing)使用“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precarious”不稳定和“proletariat”无产者的组合词)指代那些被不稳定、不确定、债务和屈辱缠绕,逐渐失去文化、公民、社会、政治经济权力,陷入“弃民”(denizen)状态的劳动者,并称他们正在形成一个“新危险阶级”。美国社会学者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经历后福特转型的资本主义逐渐陷入“掠夺性形构”(predatory formation)——利润生产能力弱、可被替代的临时劳动力会经历一场大驱逐(expulsion),被安置在系统边缘,成为不可见的人群。在欧美世界,我们看到大批“不可见”的人走上街头,掀起黑天鹅巨浪,给民主社会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日语プレカリアート)一词也被日本的边缘人从欧洲借鉴过来,在2006年的“自由与生存的五一游行”中被大量使用。但相比欧洲的社会运动,日本918.com底层青年对不稳定困境的反抗似乎就像小石落入海洋,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涟漪。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回到当下和以往的社会语境,分析日本底层青年的反抗形式和这些形式背后的原因。
“自由与生存的五一游行”
1975年出生的雨宫处凛是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下的“失落一代”,放弃上大学后,雨宫长期在服务行业做底层临时工。她总是在失业;因感冒请假被解雇,因工作效率不如外籍劳工被解雇:“最糟糕的是,每当我被解雇,我都会受到伤害。我感到绝望,好像我不被任何人所需要……如果连这样卑微的工作岗位都不需要我,那我该如何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存在呢?”雨宫无数次尝试自杀,她的很多朋友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不管做什么,我们都没有出路”;“在就职冰河期里,我能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失去,但我束手无策”。为了寻找依靠,雨宫加入了右翼民族主义乐队。1999年,雨宫无意间听到一位乐队成员想成为神风特攻队的自杀队员,这在她的心中“埋下了一粒怀疑的种子”。在保守政党出台了一系列国旗和国歌政策后,“我觉得事情不大对……我意识到自己太依赖这些意识形态了;为保守政党的政策歌唱,这绝对不是朋克音乐”。
雨宫处凛在日本自由与生存的五一游行上(来自2007年五一游行网络图像日志)
雨宫退出了乐队,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2006年,她参加了“自由与生存的五一游行”,这一年是游行者首次采用“不稳定无产者”一词作为自我指代。看见这个词的瞬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巨大出口”。通过对不稳定无产者的描写,她发现他们的苦难根源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让人看不到出路。在《让我们活!》(生きさせろ!)一书的末尾,雨宫发出短促的呼吁:“让我们活!如果可以的话,不用过劳死,不用无家可归地流浪,不用自杀,还有,如果有可能的话,幸福地活”。通过写作,雨宫获得了外界的认可,她用自身的经历作为桥梁,连接了身处困境的不稳定底层和一向对他们漠不关心的主流社会。对许多像雨宫这样的人来说,这一运动既是情感的避风港,又是思想的启蒙乡。随着《让我们活!》的畅销,雨宫从一位底层的非正规雇工,成为“自由与生存五一游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活动家。
这一运动是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不稳定劳动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21世纪日本影响力最大的不稳定劳动者社会运动。它从2004年持续到2016年,在每年劳动节前后举行,全盛时期从东京蔓延至日本全境,运动的组织者是2003年成立的飞特族全体工会(フリーター全般労働組合)。厚生劳动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对“飞特族”的定义为:15-34岁,学生和家庭主妇除外,依靠兼职生活或正在寻找兼职的人。全体工会删除了该定义中对年龄和身份的限制,将所有处于不稳定劳动状况的人都划入动员对象,包括学生、女性等弱势群体。工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日本左翼的激进思想,为了保护不稳定无产者的利益,他们表示要对现有的社会构造进行批判,尤其要反对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力推崇的“自我负责”价值观,目的是“让所有非正规劳动者获得能独当一面的工资”。工会通过邮件群发、线下交流会、公开抗议活动、劳动法学习会、与其他社会福利社团合作的形式进行组织和网络化。与欧美的收复街道运动相类似,飞特族全体工会旨在建立宽松广泛的社会网络,反对精英党派秩序,要求包容和平等。工会从非正规工作者全体网络(Part-timer, arbeiter, freeter & foreign worker, PAFF)中脱胎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外籍劳工也被纳入到该网络中。全体工会将这一运动定位为“国际化的斗争”,本国和外籍劳工之间“没有输赢”,“如果日本的工人接受了更低的工资,中国或其他地方的同志就会失业……我们不能成为大公司的工具”。作为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弹性组织,全体网络利用网络手段(社交媒体、网页)收集信息,在茫茫人海中发送信号,吸引成千上万的潜在成员参加运动。
对如此庞大的人群进行动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18年,日本上下约有2090万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社会学家毛利嘉孝认为,90年代以来的日本底层运动为了吸引参与者,更多地采用文化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毛利的专著《直白的思想:作为转换期的1990年代》对这些运动进行了细致的社会观察。“直白”描述了底层青年懵懂、善良也因此易被涂抹的内心世界,暗示着他们的社会运动是关于本性的直白阐发。毛利注意到一些自称“硬核左翼”(ゴリゴリの左翼)的底层青年非常同情流浪汉,相比之下,70年代的日本左翼很少同情弱者,甚至视他们为革命的绊脚石。这一观点或许夹杂了毛利的个人偏见,但日本左翼逐渐失去群众支持,乃至脱离群众已是公认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极左派组织赤军在高度政治化的军事环境中选择了恐怖主义的悲剧道路,被日美联盟贴上血腥、精英主义、反秩序的标签,其追求人民解放的目标也在暴力斗争中逐渐变质,最终被彻底遗忘和污名化。随着国际环境和日本经济社会的变化,“直白”的底层运动拥有了一个相对而言较为宽松的政治条件,显然,他们也拥有广泛的支持土壤(占总劳动力四分之一的不稳定雇工)。新的文化号召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安保运动捍卫民权的使命,但充满讽刺的是,一些年轻的主干拒绝被视为左翼的继承者——他们只属于自己的当下和行动。
为达成广泛动员,这一运动使用短平快的抒情语言、尖锐的色彩、震耳欲聋的演说和朋克音乐表达对资本掠夺的不满。2005年开展的运动以“不要被战争和资本杀死,活下去!”(資本に戦争に殺されるな、生きろ!)为主旨。共有15个民间团体响应飞特族全体工会的呼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广泛的下层互助组织,其中包括“医疗、福利、不要做战争帮凶”联络会、山谷劳动者福利委员会和反战协会等(“山谷”是位于东京北部的日工招聘所,类似于深圳的三和人材市场。由于大多数日工工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建筑工或搬运工),且无法获得正常的养老和健康保险,其生存状况一直十分堪忧)。各协会的游行者在短暂碰面后走上街头,驾驶着音箱卡车开道,用巨大的音量呐喊:“我们不想过劳死!”“正式工也是失败者!”。卡车上覆盖着画有骷髅头的红布,醒目地书写着:“不要被资本和战争杀死”。一只挂着“不要被迫工作”条幅的大氢气球被游行者放飞到空中,让附近写字楼里工作的人都能看到。地下乐队在卡车上大开移动音乐会,主题是“逃离·谷底”(脱·どん底),演唱的曲目包括《未来在吾等手中》(未来は俺らの手の中)、《去你的满意》(Satisfuction)和《致成年人》(Message to the Major)。反抗者认为:“音乐是(资本主义)的复制商品,但来自社会的抗议声音干涉了它的传播,并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让它作为抵抗的歌响起。声音游行就是让人们感受到‘活着’的音乐”。整场游行由重复的色彩、舞蹈、震耳欲聋的文化工业元素组成,传递出借势资本的潜在意图,但其文化表达的内容又是反资本的,包含对终日劳作的唾弃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整场游行以不稳定劳动者的议程为核心,还包含了精神和身体残障者、抑郁症患者、被迫加班的正式工和小商店主的诉求,呈现出多元的身份和文化生态,这一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毛利认为,表现性文化手段能将不可见问题迅速变得可见。但后工业时代底层运动的深层机制却与1960年代的日本左翼运动的机制大相径庭:比起统一的利益诉求和严肃的政治讨论,今日飞特族更重视个性化、及时行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他们似乎满足于从音乐、街头舞蹈和嘶吼中获得快感,发泄之后再各自回去,默默工作或宅在家里。这种变化带来了传统阶级关系的消失,身为新底层的不稳定无产阶级不再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日本安保一代的左翼反抗者为此感到失望,因为底层青年似乎缺乏愤怒、团结等被他们视为必要的素质。可是,这些青年在身份平等和反剥削层面的追求又是空前强烈的,因为不稳定之痛嵌入了生命的各个环节,构成比和平主义理想更加紧迫和痛切的生存问题。他们中有的人绝望放弃,青叶真司就是极端代表;有的人选择反抗,五一游行成为了他们的突破口,那里存在着雨宫处凛这样的精神支柱。
尽管日本国家机器进行了严格管制,这一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还是逐渐扩大。2007年,非正规雇佣问题迎来了拐点,对劳动结构的反思开始进入公共视野,政界和媒体开始关注不稳定劳动者。同年,这一运动在时髦文化的大本营新宿区举行,途径繁华的歌舞伎町和靖国大道。飞特族全体工会认为,游行区域的扩大意味着某种胜利,因为“在过去十几年,警察都拒绝游行者使用这条路线”。此外,工会还发动了主体性动员:“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恻隐之心,绝对不能变成开发和保护过程中的弱者……被迫接受不安定人生的我们,在此宣告反攻日的诞生”。这些工作有效利用了新宿、涩谷区的青年文化空间,具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本就聚集在这一区域,五一游行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交流和接触,为新的社会联结制造了网络基础。
2005年,人们在桥上观看五一游行队伍经过(来自2005年五一游行网络图像日志)
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催生了更多的不稳定职业和失业,这让五一游行顺势扩张到日本的十几个大城市。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劳动者生存危机,日本在2009年对雇佣保险法进行了改革。此前,就业保险只允许在同一公司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人群购买,改革后该时限被缩短到6个月,2010年又缩短至31天,打工的学生无法购买保险。改革后,劳动者必须在500人以上的大公司任职超过1年才能购买公司健康保险。由此可见,绝大多数非正规雇工依旧得不到好的保障,政策依旧偏向正式工。因此,2010年的五一游行将政府改革视为“救济穷人的幻想”和“富人的免罪符”。在抗议者眼中,“救济”无法带来拯救,只会带来“深渊”,因为接受这些救济就意味着接受其设定的劳动门槛(长期为大公司打工),“把人生的一切潜力削减到只剩下工作能力”。
与国家救济相对,飞特族全体工会提出“让所有非正规劳动者获得能独当一面的工资”,这句口号是贯穿五一游行的主线。争取公平的薪酬和职场待遇,是飞特族全体工会对底层青年发起的最强有力的号召,通过这一号召,他们试图揭露被国家和主流社会掩埋起来的“真相”。右翼保守政府为应对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大力推行“自我责任”价值观,即让日本国民自己对自己的生存负责。“自我责任”在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期间(2001-2006)成为政府官方话语,带有应对国内外危机的双重含义,即一方面将危机(在本文的语境下更多是经济负担)从国家转移给个人和市场承担,削弱宪法第二十五条对福利国家责任的规定;一方面相应美国的反恐号召,修改宪法第九条,扩大自卫队权限,让日本成为有更大国际影响力的“正常国家”。“自我责任”话语被认为是日本政治精英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手段,其影响力在2004年伊拉克绑架日本公民一案中到达巅峰:前往巴格达调查战争人权问题的三名年轻人(32岁的自由摄影记者郡山总一郎、18岁的自由撰稿人今井纪明和34岁的民间组织人士高远菜穗子)被绑架,绑架者以此要求日本从伊拉克撤军,日本政府表示毫不妥协,相当于默认人质可以被杀死。三人回国后遭到主流媒体、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的口诛笔伐,被认为“给国家添了麻烦”,是“不负责任”的人物。日本政府甚至让三人负担回国的专机机票,尽管他们之前已经买好了更便宜的机票。在抗议者看来,接受政府救济会让他们成为“不负责任”的众矢之的,虽然国家没有杀死他们,但它却默认了社会对弱者的暴行。而救济本身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构性后果,让上千万日本劳动力难以获得保障自由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救济又让这些个人在社会惯习的力量下持续承担后果,加深阶级固化与分裂,很难达到拯救的目的。
抗议者意识到,要拿到“能独当一面的工资”,就必须冲击当下的社会价值观和劳动结构。但这样的尝试就像潘多拉魔盒一般,打开后只有灾难,看不到希望(2010年五一游行的主题是“弃民的逆袭: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吧”),对“潘多拉魔盒”这一词汇的使用表达了抗议者的犹豫、焦虑甚至绝望,毕竟他们的挑战对象是贯穿了整部日本史的权力结构,即便强悍如美国占领者,也不敢轻易撼动的社会等级结构。也许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2010年的这一运动用“弃民”取代“不稳定无产者”作为主体指代,明确地指出他们被社会和国家背弃。这里的弃民概念和斯坦丁所定义的弃民相似,二者都认为弃民状态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结构性的结果;弃民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阶级会不断累积力量,“只有从弃民的位置去思考,去团结,才有可能为自己和同伴开启生存和尊严之路”。 
但“弃民”力量的积累充满着困难与变数。2011年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灾民的生存状况迅速成为了社会核心议题。新议题的出现降低了游行目标的紧迫性,使本就松散的组织基础发生动摇。这种动摇来源于毛利所观察到的“直白”思想,即底层青年并非一个自私的人群,他们敢于为他人献身。“直白”思想在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欺瞒民众、致使日本社会全阶层心怀不满的大环境中迅速受到感染,该年的五一游行也将灾难的民主治理纳入了议程,反对大企业和政府的信息封锁,要求他们为灾民的逃亡承担经济责任,但这个新议题与绝大多数不稳定抗议者的利益诉求相距甚远。此外,文化手段在其中不成比例地使用,也导致抗议者身份和诉求的复杂化、碎片化,且他们的反抗能量总是被吸引到别的议题上。在2011年我们看到的是,自然灾害和上层行动者拥有压倒性的社会控制能力,它们迅速改变了这一运动的动员基础和目标,结果让底层反抗逐渐失去影响力。而“直白”的精神状态又限制了底层青年的政治想象,无法创造和发出统一的政治诉求。在2012、2013和2015年,这一运动以“反对富裕”为主题,一再错过就自身利益进行谈判的机会,最终在2016年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保守的媒体环境下,公众难以深入了解不稳定底层的处境,甚至认为底层运动只会加剧社会失序。为这一运动提供政治资源支持的日本左翼政党(主要是社民党)也一直处于衰弱状态,在2017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社民党占2席,右翼自民党占284席,这意味着左翼政党已经无法发挥影响力支持不稳定劳工运动。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回暖,正式工的数量开始逐年回升,企业偏向于任用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传统也让被历史抛弃的非正规雇工举步维艰。然而,这些挫折并不会让底层劳工运动走向终结,伴随着消费税增长和东京奥运带来的地价上涨,会有更多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走上街头。
展望日本底层运动的未来
2019年7月15日,日本横滨举行了主题为“为了1500日元而战”(Fight for 1500)的卡车游行。游行者希望将自己的时薪提高到每小时1500日元以上,用这些钱能在东京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午餐。在随处可见的日本便利店,收银员的夜班时薪常常都不到1000日元。“为了1500日元而战”继承了这一运动的目标,向着未来迈进。
作为总结,可以使用赵鼎新分析传统社会运动的三个政治行为维度来回顾这一运动的特征: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和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首先,组织化程度较低;尽管它的动员力量很强,规模很大,但反抗者非常松散多元,联结弱,内部冲突多,无法团结起来办大事。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文化工具的过度使用,尚未与政治诉求建立有效连接。反抗者使用新宿、劳动节和朋克音乐等文化符号试图将底层劳动者的日常忍耐转换为政治诉求,但这些符号无法传递一个清晰的目标,从现有的观察来看,它们似乎只能帮助抗议者进行非日常的情感释放。在未来,对这些情感的管理也会成为运动策略的一部分,充当反抗的驱动力。其次,这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反抗,上街前要向公安局提交申请,在街上需要听从警察管理。制度化虽然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但也限制了反抗者与外界的交流。2006年,警察没收了游行者的音箱车和条幅气球,并组成人墙防止游行者与行人接触,可谓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表达。此外,飞特族全体工会主动成为注册法人,为底层劳动者提供劳动咨询,并定期与议员讨论劳动政策。工会中的不少成员尝试充当社会底层和中上层之间的桥梁角色,比如饱受不稳定之苦、最终因书写苦难而成名的作家雨宫处凛。但他们的努力难以扭转政策对正式工的倾斜,改革进展缓慢。就长期来看,飞特族全体工会与不稳定劳动者存在着天然的脐带关系,后者通过前者实现与主流社会的信息交换,并获得持久谈判和协调的机会。
“为了1500日元而战”的推特宣言,指出在“新卒一括采纳”雇佣制度下,高中学历的员工首月工资超过26万日元;那些没能赶在经济复苏时期毕业,成为临时工的劳动者基本拥有同等或以上的教育水平,但他们的待遇却和“好命”的后辈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制度内社会运动框架的指标也很难有效解答“弃民”时代的团结、方向与策略问题。尽管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劳动结构危机,但类似全体工会的中底层组织充当了各阶层间的润滑剂,他们一方面用独立的劳工意识对“自我责任”价值观进行解构,一方面用制度化的对话手段制造流动性,从而降低了大规模社会动荡出现的可能。全体工会对劳动平等及国际化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动员。不管抗议者们最终能否在“右云密布”的政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他们都抓住了当下劳动结构中固有的矛盾:底层劳动者忍受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上的不稳定之苦,这种痛苦与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增长同步,后者无法帮助掉队者走出历史命运的阴影,反而将他们进一步推向边缘。真正的隐患不是不稳定的代际循环,而是造成劳动不平等的叠加结构,涉及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多个层面。对这些因素的深入发掘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社会吸纳不平等的能力,并反思中国社会应对劳动结构失衡时的可持续性,包括中底层劳动者组织、主流文化态度和社会保障发展等指标。这些抽象事物的背后,是无数个鲜活的生命在不稳定无产的苦海中挣扎踟蹰,一次次丧失希望的大困局。
或许大多数抗议者都并未意识到他们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具有多么显著而深刻的潜能:让所有非正规雇佣者获得能够独当一面的工资,意味着底层劳动者将拥有和正式工同等的生活保障、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意味着“弃民”和格差社会的彻底革命。只要这个追求依然存在,底层劳工运动就保有基础;可以预见的是,日本的底层青年将与国家和社会进行长期的斗争和协调。要想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抵达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初稿撰写得到吉见俊哉、王洪喆和蒋洪生的指导,并于2018年11月在白玫佳黛主持的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山大学论坛上宣读,获得吴重庆的评议。在定稿过程中,吴靖和潘妮妮多次为我指点迷津。在此向以上师友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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